“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”不久前在上海举行。来自全国各省市和香港的谱牒学专家云集沪上，共同探讨家谱的开发与利用的问题。
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家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有的学者从宏观方面研究家谱的价值、作用和意义，如孙达人的《论族谱与传统史学》、朱维铮的《家谱与年谱》、王鹤鸣的《浅论方志与家谱》、葛剑雄的《在历史与社会中认识家谱》、周振鹤的《家谱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》等，也有的学者从微观方面依据某一姓氏家谱对家族、风俗、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，如唐力行《徽州方氏和社会变迁》、谢俊美《常熟翁氏家乘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价值》、王振忠《徽商展墓日记所见徽州社会风俗—歙县大埠潘氏支谱·文诗钞》、王力平《唐杜氏家谱与杜氏家族》等。还有的学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家谱的书目记载、编纂体例、整理编目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，如王世伟的《历代书目中谱牒文献的记载和演变》、翟屯建《略论家谱内容与体例的演变》、严佐之《信以传信、疑以传疑—家谱纂修例则琐议》、徐建华《家谱的收藏、整理与编目》等。在这次研讨会上，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
（一）家谱的价值问题。与会者们认为，作为家族历史与事迹记载的家谱对开展家族史、宗族制度乃至人口史、法律史、社会史等学科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家谱中蕴藏着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，对学术领域的拓展和繁荣学术文化都有重要意义，这座宝藏值得进一步开发。
（二）家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。在充分肯定家谱学术价值的基础上，代表们指出了家谱作为史料的局限。作为私家编纂的家族资料，家谱中作伪之处不少，如编造始祖，攀附名人等等。正如葛剑雄指出：“族谱是一种史料，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。作为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，就像日记、自传、回忆录一样，具有强烈自我意识，也必定存在着很大的主观局限。一般的族谱总是要为本家族扬善隐恶，夸大以至编造本族的煊赫历史和优良传统。绝大多数族谱认同主流文化，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的形象，规范先人的言行，而将真实掩盖起来。”指出家谱中存在的不可征信之处，目的不是为了否定家谱的重要价值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家谱的史料作用。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家谱存在不可征信的原因。
（三）家谱的重修问题。与会者指出，对家谱价值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提倡重修家谱，整理旧谱与纂修新谱是载然不同的两回事。整理旧谱是对历史文献的保存、发掘和利用，仅限于学术领域，而照搬旧谱体例重修新谱则完全没有必要。至于有些农村集资编谱，借修谱之名宣扬封建宗族观念，以修谱之名行敛财之实，则应该坚决加以反对。
当然，对纂修新谱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从目前纂修的新谱来看，不少家谱的纂修体例和功能作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以新版《钱氏家乘》为例，其记载的重点并非在于标明一族一派的血缘世系，而是将历代钱姓人物汇集在册，与其说是一部世系宗谱，不如说是钱姓名人资料更为恰当。这种现象亦非个别，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趋向。因此对当前纂修新谱现象要具体分析。如何用新的观点、新的资料、新的方法来纂修新谱，应该是可以探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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